受难之记

    不知道怎么，屋里窗户打开着，我进宿舍门口、在大厅有几位身材魁梧的先生。所长也在。

    首先所长开口：“今天晚上你的屋里有小偷儿进来了。公安正在调查。不让进。请您再等一会儿。”

    当初我以为自己没注意，不关窗户出去了、糟糕了。

    所以我表示道歉。

    “如果因为我没注意引起了这样意外，我得向你们道歉。我有习惯，每次出去时确认关门，但不能说没有个万一。”

    这样写下来也许你们以为我十分镇静，其实我很后悔。我深信不疑：如果我把窗户关好了不会遭到灾难。微机肯定丢了。

    所长让我说屋里的重要东西。护照和照相机随身带着。第一还是微机。日电制5年前的笔记本。虽然它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但对我来说硬盘里的软件非常可惜。电子本也是贵重的东西。这次临来中国时对老婆恳求才能买来的。随身单放机平时在桌子上和广播机一起用。可能丢了。还有录音机，收音机。现金13万5千日元。旅行信用卡28万日元。四件西服。

    据看见贼逃跑的人说，看样子他们没带大的东西，西服不会丢。

    我暂时先在隔壁的留学生千叶的屋里休息一会儿。所长过来了说道，微机没丢。暂且使我放心。还是发现快了。接着老温也过来，表示道歉再三说：“对不起。”我早就知道他平时责任感很强。人也认真。

    “你不用说对不起，你发现快所以被害也小，我应该说谢谢你。”

    他也放心了，渐渐地说起详细的情况。据他说，8点25分巡视，看见了我的房间的门户稍开。他知道我今天去旅游不在，奇怪得他敲门。贼从屋里锁上门跑走了。正好现在学校扩建宿舍。宿舍里面有工棚子。一个工人看见了贼逃走。据他说，贼有两个，其中的一个是矮个子。

    为什么门户稍开着？这是后来知道的，我的房间的电门在书架的背面，不好找。桌子上的台灯有毛病，点灯要技巧。只有窗户外的光线不亮。贼只好以开门借走廊里的电灯采光。

    我还算走运。当跟公安一起进房间看抽屉时，没想到现金和旅行信用卡没丢。右边的抽屉有锁好象里面应该有珍贵的东西。我平时不锁。那抽屉前面有透明的名片箱，里面装一推山的零钱。这些零钱都丢了。贼被零钱吸引了注意力，并且采光不足终于没找到最里面的巨款。

    衣箱被贼翻得乱七八糟。他们以为这间房间应该是宝藏，然而收获很少。这样情况明显表示他们十分不满。

    到目前为止了解清楚的被害品是以下。

电子本     1    5300人民币

随身单放机 1    1100

录音机     2    1700

行李       1     500

内衣             670

计算器     2      70

软件磁盘   4    2700

书包       1     530

闹钟       1     130

总共           12700

    行李和书包恐怕是贼用来装偷品拿走的。里面装的一套内衣也一起让贼拿走了。被害品的共同性是小孩儿喜欢的东西。虽然电子本和软件磁盘对我来说是珍贵的东西，然而对他们来说不会说日语，用不上。等于对牛弹琴。

    据公安查明：贼从窗户进来，有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小孩儿。这个事情是由贼留下的指印和脚印儿推测来的。窗户旁边有一张象棋棋盘，贼在那上面留下了脚印儿。公安作为物证把它拿走了。

    公安回去后我要关窗户时不好关。我这才恍然大悟，当时窗户肯定是关好的。当即我叫来所长要求修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也叫来山本先生一起看看。

  为什么我截然能说“窗户关好”？如果我没锁窗户的话贼也能容易地打开窗户。不可能有坏的窗户。由我仔细地观察可以理解这个窗户的钩啮合不结实。从外面把窗户面压一下就可以离合钩。然后把窗户全体动起来能打开。

    平时我的房间从地上到窗户有1米50左右，连成人也不容易上不来。恰好那天在窗户前面扩建宿舍施工用的碎石推成小山，连小孩儿也能上来。发生意外的两天前我在房间里工作时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儿从窗外窥视我。我不悦，还是小孩儿嘛不以为然。我并不是说是这个孩子进来。一般来说小孩儿又爱说话又好奇心强。对他们来说知道了不说是难过的行为。他的多嘴给贼消息的可能性很大。他们知道了我去旅游不在，回来之前的暂时，并且有碎石的条件，这样看来对他们来说今天就是只有的一个机会。

     第二天我�ｰ快给学校王书记打电话。他安慰我说：

    “被害不大太好了。如果是中国人的案件的话公安也不关心。你是外国人所以公安也特意关心，然而不可能破案。你得死心。”

    以前我在北京有一次相似的体会。我把书包和照相机放在电话室里。一下子让别人拿走了。一位中国朋友跟我安慰说：

    “你丢了东西，但还记住自己的名字,还行。”

    如此中国人的安慰方式是提起好事，提起还留下的东西让遭到灾祸的人安慰。如果不知道中国人的习惯，受到安慰却会生气。我以为这样的行为好像以别人的灾祸为自己的菜肴大家聚在一起高兴地尝尝似的。别人的灾祸越大越好吗？这样解释是我的曲解吗？

    校长说：“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接着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宿舍有一位退休职员。他现在教给留学生汉语。他是所谓“遇事必发言”的人，平时对我带着教训的语气说话。一次在宿舍大厅里他打招呼问候我后说那个中国式安慰语，使我十分不高兴。最后说了一句：“你也得注意。”

    终于我火冒三丈。

    “你知道什么？虽然你这么说也许是出于好意，但你的立场还是提供服务。安全是最重要的服务质量。在宿舍出现的事情都是你们的责任，你不应该这么说。”

    他还想说什么但见了我态度严厉，只好自己念叨几句什么再也说不出话来。聚在一起的服务员也不开口。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气氛还是不友好。

    服务员陈先生是我的象棋老师。所以他经常来我的房间。他一脸愁容说：

    “我也受嫌疑。”

    “你放心，指印也有，已经清楚小孩儿 弄的。”

    “这样的事只有小孩儿，成人绝对不可能。”

    意思是对外国人的犯罪量刑要多一倍，有时候儿多两倍。他再说：

    “文化大革命时代好多人背�K锅。”

     经过10天

    公安没什么联系。对所长也没有。所长跟我问道：

    “在日本对这样事情怎么处理。”

    我按照在驾驶证期满时学习的例子给他说明是：刑事，民事，行政三个方面的处理。不知道我的说明对此合适不合适但所长说基本上中国也同样。

    轮到我问道：

    “我也想知道中国人对这次案件怎么处理。这是对我来说一种学习中国。要是学好了学费不算贵。”

    他以为我挖苦他弄得他一边苦笑一边伸手。我们握手。

    经过20天

    为了安全对策学校在窗户外面安装花模样的格子。这个评价很好。以后我们能放心地开着窗户睡觉。

    公安还是没有联系。这次案件到底有没有“后日谈”。让我看一看中国公安的本领。

    经过25天

    没想到，“后日谈”快到了。所长说，破案了，贼也已经被抓住。布告栏上帖出了一张通告。大小大约50cm x 80cm的白纸上用墨水大写下来的内容是：经过，被害额概算，犯罪人的学校，姓名。名字的部分只写上某某。还是小孩儿，中学生。通告最后有“目前严格调查”。

    偶然电视有关于小阿飞的特别节目。年纪不大的少年带着刺文身上演。目前在中国也存在这累事情造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据那个陈先生说，从公安到家庭只有简单的通知书。父母们连自己的孩子在哪儿也不明白。电视节目里常见以儆效尤的公开审判。中国政府对罪犯严厉。既然贼也被抓住了，我以为东西也马上能回取。然而自从那天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来什么联系。据所长从公安听的话，东西无变故几乎齐在。再说,还有一些“被害申请单”上没写的东西。

    “我怎么能记住屋里所有的东西？”

    对此他也可以理解。

    经过40天

    意外的人来找我。我们暂时先谈些闲话后。终于他提出的问题还是关于这次案件。

    “其实上次的那个孩子是我的朋友的儿子。对此我想拜托您的一件事情，您能不能帮我的忙？”

    “好。请说慢一点儿。”

    “为了孩子的量刑减轻，您能不能改写那个被害申请单、少写一点儿？”

    “行啊。我也可以理解天下做父母的心情。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你最好通过所长再说。”

    “明白了。那我明天跟他说一下吧。父母想向您道歉，今天晚上您有空吗？”

    “这不行。我怕到时我们不好意思。你说这样就行了。”

    第二天傍晚我跟所长问道：

    “你那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呆然膛目不发言。我再给他简单地讲昨天的事情。

    “不可能！不可能！”

    他一听完脸色就变了。我以为他早就知道，所以非常不好意思。他再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行吗？”

    我也才能放心。东西还没回来和这件事情也许有关系。父母找后门也想办法，对此我也很理解。只好再等一会儿。

    经过46天

    7点半我刚刚吃完早饭，铁西区公安孙东波先生来找我。他趁我上班之前来的。他说：“根据上次您提出来的那件被害申请单，今天我们再写好正式申请单行吗？”

    今天我没有课，当即把他招进屋里开始谈话。看样子他30多岁。个子不算高。有时带着亲近的表情笑眯眯地向我稍瞧一眼。听说中国公安好利害。我心目中害怕。他为让我放心先谈闲话。我跟他说：

    “你的名字非常好记，因为跟那位大诗人苏东坡很象。”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8点所长上班。他担心我们，托有事情来找我。他见了我们亲切的交谈放心了出去。

    讯问记录要4页了。主要是被害品的详细情况。因为我也不想夸大所以说：

    “虽然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东西，不过都落后了、价格来说没什么可贵。”

    他也写下来，实际价格半价。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讯问结束。我签字后说：

    “如果为了小孩儿我能办什么，你尽管来。”

    也许他怕别人听见我们的说话，在笔记本上写下来：

    “您可以写一下您的看法，供我参考，对小孩儿有利。”

    当然我没有意见。

    “我理解对小孩儿的心情。人都有错误，以后改了就可以的。我希望中国政府给孩子改过的机会。可我不知道怎么写好。”

    “就这样行。”

    下面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写下来的请求减刑。

     我对本案的看法   

    我理解对小孩儿的心情。人都有错误，以后改了就可以的。我希望中国政府给孩子改过的机会。从宽处理。

           被害人：山崎献

           1997年6月17日

    孙先生加上了只有一句“从宽处理”。

    “这并不是我强迫您写下来的。”

    “对啊！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我也很会偷。现在也害怕公安。”

    他才哈哈大笑。说：

    “我们是好朋友。”热情地握手。

    下午孙先生跟他的手下一起拿东西又来了。我收取签字，案件都圆满地结束。孙先生也对事情都搞好了十分满足。笑眯眯地说：

    “听说日本警察非常优秀。”

    “中国公安也是不错。”

    这并不是给他奉承。也许他们考虑对国际问题的面子。这一点我得折扣，但是我觉得出动体制，破案速度，讯问态度，还是都一流。以后我再也没有对中国公安过分地害怕。